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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业内专家预计，明年财政政策在大力发展PPP、上调赤字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将更加积极，进一步助力经济企稳。
PPP助力基建稳增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会让财政的可持续性面临问题。随着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但支出快速增长，尤其是民生支出快速增长，而民生支出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性特征，只能上不能下。
财政部数据显示，1月至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8250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5839亿元。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认为，从该数据看出，未来或面临进一步收入放缓和支出增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基建投资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明年基建投资可能继续放缓。
“作为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之一，基建投资在今年下半年的状况不好。”光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今年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远低于上半年水平。从基建投资融资状况看，下半年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处于本世纪初来最困难状况。目前基建投资融资来源是负增长，与基建投资增速间存在巨大缺口，基建融资增速远不及基建投资增速，表明现在基建投资面临融资瓶颈。如果融资瓶颈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缓解，明年基建投资将在今年下半年较低的增速水平上进一步下滑。
“当下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基建投资缺钱，加上民间投资挣不到钱没有积极性，所以节节减速，甚至往外转。今年前10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量同比增长53.3%，已超去年全年对外投资总量。”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
业内人士指出，2017年基建投资能否稳定，除财政支出支持外，PPP项目等进展情况也将发挥较大作用。
据申万宏源研究统计，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PPP落地规模达到1.56万亿元，落地率为26%。预计明年有望加快落地，落地规模较2016年显著扩张。按照PPP项目周期，2017年PPP落地规模将显著高于2016年，预计为2万亿元至3万亿元。
另外，预算内资金不足也将制约财政政策发力，而PPP则可以吸引良性民间资本参与。12月初，中国PPP基金与9省区分别签署合作设立省级PPP基金协议，基金总规模437亿元。包括具体PPP项目164个，项目总投资额5900亿元。
财政部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督促中国PPP基金落实政策定位，充分发挥引导撬动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促进PPP项目规范运作，推动我国PPP市场健康发展。
赤字率可适度上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财政赤字率反映的是财政配置工具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赤字水平高低表明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红线标准。今年财政赤字率上升至3%，计划赤字规模为2.18万亿元，1月至11月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为14.83万亿元和16.58万亿元，财政赤字接近1.76万亿元，仍有4211亿元赤字资金没有使用，财政收支状况健康。
“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需扩大一些财政赤字。”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表示，明年财政赤字或继续扩大。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表示，从赤字率来看，目前整体债务率和赤字水平仍有上升空间，还可适度扩大赤字率。当下政府整体狭义债务率不到50%，相较部分西方国家要低，如德国债务率就处在70%至80%之间。
赵庆明认为，现在必须打破维持3%赤字红线思维，若赤字率维持在3%，实际上债务率是在收窄，相当于去杠杆。若明年我国经济增速要保持在6%以上，那么对政府来说应加杠杆，尤其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资金使用效率比地方政府要高一些，且具有很强投资作用。如果政府加杠杆，政府赤字率应会超过GDP增长率。
徐高也表示，明年应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举措，预算内赤字有进一步放大空间。地方债置换的规模还要进一步加大，且要考虑把地方政府增量的债务需求，纳入地方债置换口径中。另外，国开行财政性、准财政资金也要加大力度。在此背景下，通过财政发力进一步稳住基建投资融资，保持基建投资平稳增长，以起到稳增长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目前财政赤字率已到3%，明年至少应延续该水平。如果有必要，适当提高一些也未尝不可。此前我国注重不超过3%的赤字率，但在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有必要打破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框架，研究更灵活而积极审慎地掌握赤字率和防范风险的调控要领。
对于赤字率究竟设在多少合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认为，一方面要考虑政府财政风险，另一方面要考虑现在实体经济需要。积极财政政策除在官方赤字率中有体现外，还有其他手段，包括财政存量资金、政策性银行的金融专项债、政府性产业资金等。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业内人士表示，盘活存量、减税降费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在明年也被寄予厚望。
赵庆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端发力有两个方向：其一，在促进创新方面，未来增长动力在于创新；其二，民生方面，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应多放开对民间资本投资。政府将所节约的资金用于二次分配，投向教育、医疗和养老等补贴方面。
在财政资金运用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明年的重点除传统扶贫方面外，要想方设法用“四两拨千斤”的逻辑去帮助相关领域投资增加。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上能否有一些创新。“财政上拨一块钱，或用财政资金来担保，就能拉动四块钱、五块钱，甚至带动更多资金进入，光靠财政资金去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财政应起到杠杆、放大和担保作用。”
而对于财政存量资金和沉淀资金的使用，汤敏认为，有些财政资金使用缓慢，主要是因财政资金有严格规定，“打酱油的钱不能打醋。”因此，要让它灵活使用变得更有效一些，让基层有更多发言权。如果看不清某个村、某个县或某个地方到底需要“酱油”还是“醋”，就要把财政决定权下沉一些，这样的效果或会更好。
另外，在减税降费方面，连平认为，2017年减税应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今年1月至11月财政收入增长5.7%，低于经济增速。在经济缓中趋稳、经营效益下滑背景下，当前企业税费负担较重，制约经营发展。在今年全面推开营改增降低企业税负的基础上，明年要继续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
连平建议，可适当降低工商业增值税税率，推进各项税制改革，对部分新兴产业、转型升级较好的企业定向提供税费优惠。降费空间较大，比如继续降低社会保障费用，清理兼并名目繁杂的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短期来看，减税降费将直接减少财政收入，但从中长期看，能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提升经营效益，扩大征税基础，有助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
汪德华认为，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要两者并重。其一，在城市地下工程、环保等薄弱环节的支出要适度增加。其二，有些税费可以降，但相应支出不能减少。比如社保类缴费，必须要与社会保障改革结合在一起，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使这方面税率有所减少。另外，一些政府性基金收入，全国范围内即使把土地出让排除掉后还有一万亿元，有些是没有必要收的。其三，税制改革，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这部分的作用会慢慢发挥，减税功能会越来越更明显。（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另外，改革还将是2017年宏观经济的主旋律
一、“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改革从方案准备期步入深化攻坚期
今年年初，中央深改组第二十次会议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头三年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三年，2016年要力争把改革的主体框架搭建起来。在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则进一步明确，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这表明，改革的主体框架已经如期搭建完毕，下一步改革将从方案准备期步入深化攻坚期。社会上也存在“文件多、落实少”的质疑声音，而我们相信“四梁八柱”立稳之后，2017年及之后的改革将更强调深化、攻坚和落实，回应社会诉求和民众获得感。
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要实现稳中求进的目标，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改革上。会议强调，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我们可以预期到，2017年，三去一降一补、实体经济发展、三农问题、房地产、国企等宏观经济的主要方面，甚至宏观经济政策本身，都会更多地采用改革的方式来谋取更长久的发展动力。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有实质性进展，突出振兴实体经济
中央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出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
不可否认，2016年供给侧改革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去产能”过度依赖行政化举措，很多地方不是去产能，而是去产量，导致去产能没能真正形成一种平衡的动态的供求关系；“去库存”没有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推进三四线城市楼市去库存却拉动了一二线城市房价暴涨；“去杠杆”民企杠杆率降低了，但国企、地方政府平台负债率高企，等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17年将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会议针对五大任务进一步提出攻坚方向，部署具体，重点明晰。“去产能”方面，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做好其它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去库存”方面，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去杠杆”方面，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降成本”方面，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补短板”方面，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会议将振兴实体经济列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2014-2016年在货币超发下房地产金融过度繁荣，与之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剧。为了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会议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此外，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亮点是农业。农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一环。根据会议，明年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从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改革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和收储机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全面确定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施力重点。
三、宏观政策之中寓有改革深意，短期稳增长也可落实长期改革意志
以往习惯于从需求侧想办法，靠投资拉动和增发货币来解决问题，但这一传统的调控理念、方式和路径是一种增长导向型的调控，已经难以为继，例如货币发行和实体经济增长率已严重不一致。事实上，中国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而是需要推进相应的制度调整与制度创新。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在政策中嵌入改革意志尤为重要。
对于财政政策，会议直接强调了财政支出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这表明，宏观调控政策不仅自足于短期的稳增长，还要照顾到长期的结构改革，在短期的调控政策中贯彻落实长期的改革意志，要弱化短期增长的总量平衡，强化长期增长的结构均衡和升级。
四、与“去杠杆”相一致，金融改革主要工作是控风险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呈现“债务-投资”驱动模式，央行增发货币、财政发债、地方发债和PPP的债务融资方式明显，并且资金主要流向央企、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国企，投资于铁路、公路等传统的过剩产能行业而非创新型的高科技行业，投资效率低、债务风险累积。会议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预见，依靠发债驱动国有部门高投资的模式在2017年难以持续，更加健康、高效和市场化的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力将得以释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五、房地产弱化金融属性，建立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
2016年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同比增长超过五成，地王数量和金额也屡创纪录。居民信贷超过企业信贷水平，显示出经济“脱实向虚”的危险信号。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房地产的住房属性，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并提出了“管住货币”、“增加土地供应”等多种应对举措，有利于扭转宏观经济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和房地产市场严重分化格局。同时，不同于以往只是应急之策或权宜之计，会议指出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有利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稳健发展。
六、混改是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注重保护企业家精神
当前，国企改革尚未达到理想效果。一方面，改革的正向激励不足，国企高管“求稳”心态较普遍，具体举措缺乏突破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未来经济形势、国企出让股权的收益能力、国企治理结构的嵌入程度等方面存有顾虑，民间资本实际参与混改的热情低于预期。为此，此次会议特别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迈出实质性步伐。会议还对产权、企业家精神的保护提供了承诺。同时，在党员干部积极性问题上，指出“健全正向激励机制，促进干部创造性开展工作”。所以，2017年的国企混改将会更有魄力、更富创造性的作出更多实质性举动。（来源：光明网）
对于货币政策，此次会议延续了权威人士年中在人民日报的论调，强调货币不能过于宽松，“调节好货币闸门”、“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大水漫灌可能带来一时的股市、楼市或大宗商品的大涨，可能取得暂时的高增长，但是与长期结构调整的改革精神相违背。同时，会议还指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与以往不同增加了“中性”的说法。事实上，“中性”相比以往的“稳健”有更强的经济理论支撑，中性特指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言下之意2016年的“脱实向虚”必须遏制，相关的经济风险必须防控。
还要指出的是，稳增长在2017年经济工作中地位有所下降。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变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调整了改革和扩大需求的顺序。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是改革与增长地位的对调，而且是政策协调性的增强，要在宏调中落实改革。既要做好短期风险防范和应对，也要更加注重挖掘中长期增长潜力，既要扩大总需求，也要改善供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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